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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颐武:如何面对中产生活的“平淡感”

日期:2017-04-26   来源:留学生杂志   总期数:246   

现在的到处旅游,对“诗和远方”的想象等等,其实都是要超越这种“平淡感”的努力。

张颐武:如何面对中产生活的“平淡感”

◇ 张颐武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廊桥遗梦》的作者沃勒于2017年3月10日故去,激起了人们对这部书的回忆。在20世纪90年代,这部书曾经红遍了世界,而斯特里普和伊斯特伍德两个老戏骨主演的电影,也曾经让人们唏嘘慨叹。这也让那衣阿华的麦迪逊的桥成了一处很多人去凭吊的景观。当年这部书和电影的影响力无远弗届,在中国激起的回响也格外大。一度成了相对比较“文艺范”的流行文化的翘楚。很多当时的人们为这部感伤作品所迷,在那个感情的世界里流连忘返。让人们有了从中产的“平淡生活”中偶尔逃逸的可能。它在不同的地方激起的巨大反响,其实有其不同的含义,值得我们再度思考。
       时过境迁,二十年过去,但这部小说和根据它改编的电影,仍然让能忆起它们的人有一种感慨。它的魅力似乎还没有完全消退,这对于一部浪漫的通俗小说来说,也很不容易。这说明它打动人的地方到今天还没有消逝。其实值得关切和思考的是,这部书的吸引力何在。这部书的力量就在于它的感伤性。女主角弗朗西斯卡有其中产的完好的家庭背景,生活和美却平淡无奇,衣食无忧但又单调乏味。生活似乎是日复一日地过去,这样的生活中突然浪迹天涯寻访美景的摄影师相遇,一下子激发了内心的激情。缠绵浪漫过后,觉得这是真爱,但最终还是在家庭的责任面前止步,最后只留下了无尽的回忆和一生的追思。而这感情也最终启迪了她的两个孩子,让他们在婚姻危机面前持重对待,决定维持他们的婚姻。这个故事当然在纯文学的眼光看来自然是老套陈旧,没有什么意思,也一直不能为真正的高雅的“文艺青年”所喜爱,却依然打动了20世纪90年代的那些全球的读者,其影响似乎至今不衰,当然自有其原因。
       这个故事讲述的时间是1965年,西方激进的60年代的大冲击虽然已有端倪,但还未真正出现,激进的冲击没来,但社会的宽容度又有了进步。这似乎是这个故事的重要的背景所在。这故事其实是西方中产生活背景的女主角的一次浪漫和终生的念想。这其实揭示了的中产群体如何对待自己的生活的“平淡性”的问题的有趣的解决方案。这个故事的中心不在男主角摄影师,那是浪迹天涯的浪漫的体验者,而核心是我们可以看到的以女主角为代表的中产生活的问题。中产为中心的消费社会的最大的问题,就在于生活本身太过平淡。生活中的温饱完全不成问题,但没有上升的方向,也难有超出平淡的日常生活的超越体验。浪漫的缺乏、诗意想象的缺乏就被凸显出来。女性相夫教子,其乐融融却也乏味单调,日复一日地逛逛超市,邻里间聊聊家长里短,都是难有激情和超越体验的。男性职场上的生活其实也就是一种“中等”的状态,没有什么大喜大悲的体验。这种“平淡性”其实是全球中产的最大的问题。如果是贫困状态,为柴米油盐所困,那么自然争取基本温饱是人奋斗的目标,就没有什么其他的追求。
       同时,如果是极度富有,那么也可以有各种享受的体验。但这种一看就看到底的生活所形成的那种“平淡性”其实是平庸的。这是现代社会的一个巨大的困扰,现代解决了人们的温饱,创造了一个很庞大而且随着物质的发展不断扩大的中产群体。生活中里的问题往往都是一些小悲小喜,小苦小乐。下不会落到衣食无着,上不会大富大贵。他们的生活已经有在第三世界或过往的乱世向往而不存在的“现世安稳,岁月静好”,但一旦有了这些,人的内心的焦虑和困扰还是在更高的层面上不断地出现。
       现代的各种文学都有一种反平庸,要超越平淡生活的努力。如19世纪的契科夫的戏剧或福楼拜的《包法利夫人》、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或是易卜生的《娜拉》,都写出了这种生活的“平淡性”。而现代主义更是在这种“平淡性”的超越中体验更复杂的情感。但可以看到,超越平淡性,却往往进入了危险,个人会付出被社会排斥的代价,而社会本身也由于这种超越受到了某种冲击。其实西方60年代以来的相对左翼的激进思潮,很大程度上就是对这种平淡无奇的中产生活的超越的尝试。关心社会问题、主张激进、迷恋摇滚等等,都是这方面的一种超越平淡的努力。但那些也都曾经冲击原有的中产社会的基础,而脱离原有的社会轨道的不确定性,也会给个人造成某种实实在在的伤害,美国相对保守的力量对此也一直抨击。直到近若干年被吸纳到主流文化中,变成了多元多样的生活方式的选择,这种冲击才逐渐被吸纳。当然,今天特朗普带来的新的状况,还是对这些文化理念有所冲击。而《廊桥遗梦》的妙处则是在于它创造了一种摄影师代表的浪漫的梦想,却能不伤害中产生活和家庭的稳定,却又能获得一种超越“平淡性”的力量,让这个女性在瞬间的缠绵之后,获得生活的不同的意义,让她平淡的一生有了更多的念想。这其实是相对“保守”的理念。却能够又有激情和浪漫,又不必冲击既有的家庭和社会。既有安全距离,又有浪漫体验。不会被强烈伤害,还会有无尽的浪漫。感情不再的感伤,其实就是一种难得的浪漫的感受的呈现。
      “中产意识”就是把浪漫变为一种“消费”,通过各种对浪漫的体验,来让你化解对日常生活的平庸的厌倦。这其实在西方已经提供了丰富的模式。《廊桥遗梦》也是其中的一种相对老派的想象。在一些非西方社会,由于中产生活方式的普泛化,这种“平淡性”也会出现。当然,由于其与西方的社会体制和生活形态的差异,往往让一些中产试图通过一种激进的对自己社会的批判,来获得对“平淡性”的超越,也会获得某种被肯定的自我实现的感觉。但西方本身的社会体制高度成熟,这种批判和否定来超越的努力,往往仅仅是更加瞬间性的。如当年的“占领华尔街”等运动,就是让许多参与者体验到某种历史感来超越平淡。但这毕竟和私人化的感情同样是“瞬间化”的体验。
       在中国,这种“反平庸”的意识,在80年代就很流行,如张洁、遇罗锦等女性作家的作品,都有这种对平淡生活的否定,但那时是针对的计划经济的平淡和困窘来的,那时的经济困窘,但也开始有了对新的生活方式的某种期盼,某种浪漫的想象也开始流行。中国的90年代,是中等收入群体快速增长的时期,那时人们虽然生活还和西方的中产有差距,但已经开始逐步具有的中等收入的意识。而《廊桥遗梦》则是这种意识的最佳的表征。对它的喜爱,其实混合了对于新的中产生活的某种浪漫的期望和对于计划经济时代的平淡生活的超越。我还记得当时的不少都市女性,是把这种西方中产生活中的浪漫瞬间和中产的日常生活两者,都作为自己的想象来看待的。因此,《廊桥遗梦》在当年,是中国的中产群体的自我意识发展的一个重要的标志。当年对《廊桥遗梦》的兴趣,其实让一些人获得了一种自我认同感。
       今天,这种中产意识已经普泛化了。其实年轻一代对“小鲜肉”和各种“偶像”的强烈的“迷”的感觉,也是超越自身生活的“平淡性”的某种努力。通过和自己的那些偶像既保持“安全距离”,避免了被伤害,又能够通过对偶像的健康正面的认同,建立起一种想象的关系。这种关系是“不及物”,没有具体的现实“关系”,而是一种通过“想象”的来自大众文化的认同。这些其实都和《廊桥遗梦》的表现殊途同归。现在的到处旅游,对“诗和远方”的想象等等,其实都是要超越这种“平淡感”的努力。
       总体上看,如何让普通的中产和年轻人在生活中超越那种挥之不去的“平淡感”,其实是全球性的中产社会的共同的问题。而《廊桥遗梦》在那个时代,变成了当年全球中产的自我意识的一个部分。这其实也是这位一生就以这部作品名世的作家的最大成就了。
       当然,那一段历史已经远了,作家也故去了,电影也早就成了难得的传奇。但如何面对“平淡感”的问题,却还是普遍的中产社会必须面对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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