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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雄的全球回归

日期:2017-03-03   来源:留学生杂志   总期数:242   

现在人们需要的是不同的英雄形象。年轻一代生活在中产社会里,中产社会是比较平淡的,中产社会的内在苦闷很难解决,所以需要对超越性的敬仰。

英雄的全球回归

◇ 张颐武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英雄的“复归”现在是一个世界性的现象。经济前景不明朗,社会治理面临很多困境、社会失序,人们就会渴望强人和英雄。从最近的全球影视里的超级英雄的轰动现象,到当下的诸如特朗普、普京、杜阿尔特这样的政治人物的持续走红,似乎都预示着这种英雄想象的复归。
       这种渴望不是简单的英雄崇拜,而是希望英雄能简单明了地解决问题。原有的机制失灵了,就渴望强势英雄能够廓清世界的混乱,回到民族国家、回到强人管理来解决问题,这是很多民众内心深处的愿望。要解决问题,不要废话,不要“小清新”,不要西方曾经很主流的“高概念”。但是现在发现,很多问题解决不了,美国的拉丁化问题、欧洲的难民问题,在原来的理念和价值下是解决不了的,所以需要英雄给予世界确定性,同时要给予安全感。
       中国的情况似乎稍有不同,但对确定性和安全感的强烈渴望则一样。西方60年代以来的那套观念,很多中国的知识分子是信奉的,一般的公众相对还是比较隔膜。但中国社会、年轻人还是很希望一种英雄的状态。
       比如,网络上有一种声音,就是希望能够以更严厉的方式打击恐怖主义、极端主义,这种观点有大批拥趸,实际上就是需要一种强势的社会管理,年轻人对强力的仰慕是很明显的,比如中国很多年轻人就是“普京粉”。中国社会对这一套的渴望还是很强的。世界的变化进入到了一个非常不确定的时期,一是外部环境不确定,一是经济前景的不确定,那么自己的前景也就不清晰了,对清晰明确状况非常渴望,觉得英雄可以带给他这些。
       中国很多现代英雄都跟革命有关,到现在还是中国人文化记忆里很重要的一部分。还有一种是中国传统的悲情英雄,文天祥、戚继光、史可法、岳飞这样的悲情英雄,他们爱国、牺牲、往往不能被权力者理解。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也出现了很多虚构的英雄,比如武侠小说创造了很多英雄想象,有点像西方的那种超级英雄。80年代以来华人新武侠里的这套英雄,像李小龙、《少林寺》李连杰的形象,跟以往的革命英雄不太一样,开辟了另外一个路径,但又有传统英雄的影子,有仗义豪侠、侠肝义胆这套传统。
       当然,整个世界面临一些难以解决的问题,中国也不能独善其身,中产阶级生活里有很多无奈的状况。比如雾霾这种问题,中产阶级对生活的要求跟以前不一样了,已经忍受不了雾霾的天气,但又不是马上能解决得了。再比如欧洲遇到的问题,不让难民进来,与整个欧洲的理念不合,进来之后又发现这么多人根本没法吸纳。所以,当下的问题,很多都是这种多难或者两难选择。很多郁闷说不出口,观念和现实情况之间有很多反差。这些矛盾没有一个解决之道,所以希望强人回归,实际上这是中产社会出现的一种现象。一般认为,中产社会是平庸化的,其实一旦到了很多问题困扰的时候,还是呼唤强人的。牛津词典2016年年度词汇是“后真相”,剑桥词典选出的词是“多疑”,全世界都面临这个问题,就是没有可靠的真相了,这说明大家对于前景的焦虑感都很强。2016年的一系列黑天鹅事件都是这种变化的反应,需要某一个英雄单枪匹马拯救世界,方向清晰,而且执行力强,能解决问题。
       现在人们需要的是不同的英雄形象。年轻一代生活在中产社会里,中产社会是比较平淡的,中产社会的内在苦闷很难解决,所以需要对超越性的敬仰。比如,张艺谋最近的电影《长城》就是西方的超级英雄和中国女英雄一起打怪兽,怪兽是绝对的恶,人们之间虽然有矛盾,但还得协同打怪兽。这与电影《英雄》是不一样的,那是一个秩序的英雄,秦王要维护一种大秩序,几个刺客来反这个秩序。双方都有自己的合理性,观众的感知是矛盾的。但《长城》里的一切就是确定的。
       过去我们崇拜的悲情英雄常常是失败了的、牺牲的英雄,个人的力量没法达到,但现在敬仰的英雄是把事情做成了,就像电影《长城》里那样,中西方的英雄合作战胜了怪兽。就像特朗普的成功当选,把问题清晰化,主要矛盾一抓就对了,你们没办法,我有办法。对于原来精英永远不说错话那一套,民众开始厌烦了。所以,从具体的政治到文化想象都是需要能够解决问题的、成功的英雄。
       再如最近电影《湄公河行动》和综艺节目《真正男子汉》的流行,也是征兆。《湄公河行动》讲中国的船员被杀了,那么恢复秩序的人是谁?中国的公安过去了,成功抓获了毒贩。《真正男子汉》就是让明星进军营,感受国家意识。其实,中产生活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脆弱性,有点钱,但是也不多,没有保障,内心非常渴望建立一些屏障来保护自己,所以就会对国家产生强烈的认同感,认同感的集中投射就是英雄。海外的中国人现在特别多,近两年发生了很多留学生遇难的情况,这些事情中产阶层感同身受,如果没有强大的国家保护,财产、生命是弱不禁风的。《湄公河行动》就极大满足了中产阶层对安全的需求。这也是对国家的认同。最近几年,人们对于中国在国际的撤侨等行动高度认同,都是这种潮流的表现。
       现在出现的对国家的认同感,跟西方的潮流有点像,特朗普上台、英国脱欧,都是回到民族国家,回到19世纪以来的那套传统观念。以前是世界大同、全球化、流动中发展,现在觉得流动有危险了,流动中必须要有保护。《长城》《湄公河行动》都是类似的故事,面对一种无组织、无秩序的状况,需要英雄去对抗幽暗的、狂野的力量。总的来说,对安全感的渴望是最大的。当然同时也渴望确定性,比如《欢乐颂》《法医秦明》这些流行的影视剧,都是表达一种秩序回复的确定感。对秩序的渴望,是中产阶层更重视的。
       崇拜英雄也是有风险的。比如特朗普上台后,如果做得好,选民满意那还好,但如果不满意,就会出现更激进的革命,极右的不行,那就换一个极左的,桑德斯那样的人可能就起来了,美国就可能出现拉美那样的情况,在极左和极右之间摆荡。对强人的渴望是办成事,但如果办不成,就会换一个完全不一样的强人重新再来。
       中国的情况相对较有确定性,或者说确定性比别人强一点。中国的大众文化其实已经相对比较成熟了,社会精英也相对自觉,公众的意识也相对明晰。中国的中产阶层迸发出的自我解决问题的能力,得到了大家的认可,所以对强势英雄的渴望可能并不会像西方社会那样明显。而且,那种渴望也不会造成对整体社会结构的冲击。我们的机制、文化想象以及大众和精英对社会的看法,基本上是一样的,比较稳定,没有大的分裂。但这种渴望则是和全球的现象相一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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